在基因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让更多遗传性疾病在生命之初被「预见」并干预，是全球医学界探索的重要课题。黄永兰教授所在的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将新生儿疾病筛查推向新高度——从传统两病（苯丙酮尿症和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到 551 种单基因病，从生化检测到二代测序技术。他们用十年磨一剑的坚持，将早期诊断和干预的窗口不断前移。
然而，数字的背后是更深的思索。在前不久召开的第二十届国际基因组学大会：生育健康临床应用（ICG20·RH）上，黄永兰教授坦言，如何让筛查阳性患儿在黄金治疗期内获得多学科团队的精准救治？如何让每个筛查结果都成为生命的希望，而非焦虑的源头？这些挑战需要全体领域内同仁协力解决。
扩面与提质同步升级，技术与体系协同发展
我国新生儿筛查工作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步，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已取得显著成果。目前，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和苯丙酮尿症的筛查覆盖率已超过 98%，而通过串联质谱技术筛查的遗传代谢病覆盖率也达到 60% 以上 [1] 。筛查病种已从最初的少数几种扩展到数十种，为疾病的早期发现和干预提供了可能。
技术的进步为筛查带来了新的契机。黄教授介绍说，广州市新生儿筛查中心在 2024 年底推出了一项针对儿童期可治性基因疾病的筛查项目，覆盖 551 种遗传病。这一项目创新性地结合了传统生化筛查与基因筛查，采用同步知情同意和实验室检测的模式，并在筛查阳性后由筛查中心工作人员进行召回和后续诊疗指导。她强调，这不仅是对技术应用的拓展，也是对筛查体系的全面升级。
筛查质量的提升是黄教授反复提及的重点。她表示，国家层面已明确提出，筛查体系需从「量变」转向「质变」，尤其是在出生后两周内实现早诊早治。这一目标对检测技术、召回机制和诊疗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筛查阳性新生儿需要在短时间内得到确诊或排除疾病，这不仅需要实验室的高效运转，还需要临床团队的快速响应。她指出，质量提升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体系问题，只有两者协同发展，才能让筛查真正发挥作用。
此外，黄教授还强调了诊疗能力与筛查范围匹配的重要性。她认为，在扩展病种之前，必须先建立相应的临床基础，确保筛查出的患儿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治疗。她以广州的实践为例，说明只有在诊疗能力跟上的情况下，新增病种的筛查才有意义。否则，筛查结果可能成为家庭的负担，而非救治的希望。
多学科诊疗团队：罕见病救治的关键支撑
如何让每个筛查结果都能成为护佑生命健康起点的发令枪，多学科诊疗团队在罕见病患儿救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黄教授解释道，随着筛查病种的增加，尤其是基因筛查的广泛应用，疾病类型已不再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涉及神经、血液、免疫、耳鼻喉等多个学科。传统的单一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需求，而多学科协作成为必然选择。
她以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为例，介绍了一个由遗传代谢科、急诊科、神经科、营养科等多学科组成的团队，专门应对遗传代谢病如戊二酸血症Ⅰ型的急症管理。这类疾病具有终生性和多系统损害的特点，一旦患儿因感冒或发烧触发代谢危相，团队可通过绿色通道提供及时救治，从而预防脑病等严重并发症。
基因筛查的普及进一步凸显了多学科团队的价值。以脊髓性肌萎缩症为例，若筛查发现阳性，团队需在患儿出生后两三周内完成快速诊断和评估，并在症状出现前启动治疗，以改善长期预后。
黄教授提到，这种疾病需要在患者尚未表现出临床症状时进行干预，这要求团队具备高效的诊断绿色通道和评估体系。溶酶体贮积症如黏多糖Ⅰ型和Ⅱ型同样如此，筛查阳性后需在三五天内完成酶学诊断和临床评估。若确诊为婴儿型病例，则需立即启动酶替代治疗或准备造血干细胞移植。由于治疗费用高昂，团队还需与家长充分沟通，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
黄教授分享了近期的一个案例：通过基因筛查发现一名黏多糖Ⅱ型患儿，经多学科会诊评估后，确认可能为早发型病例，目前正积极筹备后续移植治疗。她指出，这种协作模式不仅提高了诊断效率，还为患儿争取了宝贵的治疗时间。多学科团队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了从筛查到治疗的完整链条，确保罕见病患儿在疾病早期获得精准干预。
她表示，多学科团队的建立不仅是患者救治的需求，更是体系建设的体现。在过去，单一疾病如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的筛查和管理相对简单，由专业医生即可胜任。但如今，随着病种复杂性和跨学科性的增加，单兵作战已不足以应对挑战。团队的协作机制不仅优化了诊治流程，还通过跨学科交流降低了误诊风险，为罕见病患儿提供了更坚实的保障。这一模式在广州的实践表明，只有当筛查与诊疗无缝衔接，才能让每一例阳性患儿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救治。
技术革新助力精准筛查，有效降低 CAH 假阳性率
在数以千计的遗传性疾病中，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CAH）是受到非常重视的一种，它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代谢病，由于类固醇激素合成过程中某种酶的先天性缺陷，导致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部分患儿伴有电解质紊乱及性腺发育异常。
黄教授介绍说，CAH 筛查在我国已非常普遍，许多地区将其纳入政府免费项目，能够有效识别重型患者，预防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既往新生儿 CAH 筛查主要依赖检测血液中的 17-羟孕酮 (17-OHP)，然而，传统筛查方法的假阳性率较高，给家庭带来了不必要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
为此，由黄教授所在的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牵头，联合重庆、长沙、西北、济南等五大筛查中心，并在深圳华大基因的技术支持下，于 2022 年联合开展了「中国新生儿 CAH 二级筛查多中心研究」。该项目引入液相串联质谱技术，通过类固醇激素谱测定进行二级筛查，即对初筛阳性的干血片进行二次检测，以确认真阳性并排除假阳性。
黄教授介绍，多中心研究对入组的 5000 多例初筛阳性样本及 1000 多例初筛阴性样本进行了五种类固醇激素的检测，建立了不同胎龄和出生体重的正常参考值、阳性切值及二级筛查判读逻辑。结果显示，在 5000 多例初筛阳性样本中，二级筛查的假阳性显著下降，阳性预测值大幅提升，可检出所有经典型患者及少数非经典性 CAH 患者。这一突破不仅提高了筛查的精准性，还减轻了家长因反复检查产生的焦虑和费用负担。
黄教授表示，这一成果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社会价值。它不仅为 CAH 筛查树立了标杆，也为其他疾病的筛查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她建议，未来可将二级筛查的经验推广至更多病种，进一步提升筛查体系的整体效率和准确性。
从技术可行到全民可及：循序渐进审慎先行
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飞速发展，外显子测序等技术的成本已显著下降，从过去一个月出报告缩短至 10 天左右，检测范围也不断扩大。这极大地推动了新生儿遗传病筛查的积极性，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通过近年来的科普宣传，社会对基因筛查的认知水平和接受度显著提高。这为新生儿基因筛查的普及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当被问及新生儿基因筛查的普及前景及其面临的现实挑战时。黄教授表示，主要受限于经济成本、检测时间和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三大因素，想要做到「人人可及」尚需时日。
从临床医生的角度看，黄教授对基因筛查病种的扩大持审慎态度。她指出，技术可行并不意味着可以立即全面铺开。开展任何筛查项目前，必须确保配套措施到位，包括专家团队的组建、疾病诊断和治疗能力的完善。她以实际案例说明，筛查只是第一步，后续的阳性结果解读、治疗方案制定以及费用负担才是关键。若这些环节跟不上，筛查可能适得其反，给家庭带来困扰。
对于阳性患儿的管理，黄教授强调了科学性和人性化的平衡。她表示，对于可治疗的疾病，需快速启动干预，如脊髓性肌萎缩症或黏多糖病的早期治疗。但对于尚未发病的潜在患者，报告范围需谨慎确定。国外在处理迟发性疾病时，往往选择不报告儿童期不发病的位点，以避免不必要的恐慌。我国也在探索类似的共识，但具体范围仍需专家进一步讨论和权衡。她建议，在筛查推广过程中，应加强与家长的沟通，解释其重要性及可能的经济负担，确保决策透明且易于接受。
黄教授最后总结，基因筛查的普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她不建议「走得太快」，而是主张在医务人员和医疗体系准备充分的情况下逐步推进。只有当技术、社会和医疗资源三者协调发展时，基因筛查才能真正成为惠及全民的健康保障。
结语
基因检测技术的飞跃，为更多疾病的早期发现打开了大门。多学科团队的协作模式，为罕见病患儿提供了坚实的救治支撑。二级筛查的精准突破，则为筛查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黄永兰教授的分享为我们呈现了新生儿疾病筛查领域从技术革新到体系升级的完整图景。
然而，前行的道路并非坦途。正如黄教授所言，筛查的意义在于救治，而救治的实现依赖于体系的完善。当技术与诊疗能力匹配、社会准备充分之时，新生儿疾病筛查才能真正成为守护生命起点的坚实防线，才能为提升出生人口素质、落实健康中国战略贡献不可替代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 全国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通报.2024